明星逃稅漏稅將面臨更高力度的懲處。7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為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要加大對利用“陰陽合同”逃稅、文娛領域高凈值人群逃稅等行為的懲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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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并非我國首次提出對文娛領域稅收問題進行大力監管。據相關律師介紹，2018年和2021年，我國曾兩次對文娛行業進行稅務大檢查，稅務機關等主管部門對文娛行業納稅人的“避稅”方式已有清晰的認識。

逃稅問題已被多次“點名”

7月25日發布的《意見》第23條提到，要依法懲處擾亂市場秩序違法犯罪行為。研究制定審理涉稅犯罪案件司法解釋，依法懲處逃稅、抗稅、騙稅、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等違法犯罪行為，加大對利用“陰陽合同”逃稅、文娛領域高凈值人群逃稅等行為的懲處力度。

同時，加強與稅務、公安等部門執法司法協同，推動完善稅收監管制度。準確把握合同詐騙、強迫交易等違法犯罪行為入刑標準，依法認定相關合同效力，維護市場主體自治。并依法嚴懲通過虛假訴訟手段逃廢債、虛假破產、詐騙財物等行為。

“文娛領域高凈值人士相對于普通人來講，有更強的、范圍更廣的示范效應，所以應給予更高的要求。”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崔彥彥表示。

高要求對應高密度監管，文件顯示，國家機關曾多次發文提出對于文娛領域涉稅問題進行整改。北京明稅律師事務所主任武禮斌介紹，2021年4月，國家稅務網站明確將直播行業、高凈值個人列入2021年度八個重點稽查對象之中。2021年9月，國家稅務總局也曾發文要求定期開展對明星藝人、網絡主播的“雙隨機、一公開”稅收檢查，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依法依規加大對文娛領域偷逃稅典型案件查處震懾和曝光力度。

“文娛行業的從業人員是生活在聚光燈下的公眾人物，是天然的輿論高發地，在稅收透明時代，不可避免地面臨比其他行業更為嚴格的稅收監管。”武禮斌表示。

“陰陽合同”監管難在哪

近年來，“陰陽合同”事件多次發生。崔彥彥介紹，“陰陽合同”顧名思義，陽合同是對外的，陰合同才是實際履行的，因此會造成巨大的報酬數額差距。

對此，我國相關機構曾第一時間提出對其進行治理。但類似問題在文娛領域仍屢禁不止，如2018年，范冰冰通過拆分合同、工作室隱匿個人收入等，補稅罰款合計8.8億元；2021年，鄭爽通過“陰陽合同”、轉換收入性質未依法如實進行納稅申報，補稅罰款合計2.99億元。

“根據目前曝光案件看，文娛行業常見的逃稅方式主要是簽訂陰陽合同隱匿收入、虛列成本費用、在稅收洼地設立核定征收的工作室、拆分合同、轉換收入性質等。”武禮斌介紹，通過上述方式將個人所得稅原近45%的稅負降至3.5%，造成了國家稅收嚴重損失。

此次《意見》提出，要加大對利用“陰陽合同”逃稅的懲處力度，但要減少“陰陽合同”事件仍面臨監管難題。“因為文娛領域的稅收通常都是個稅問題，所以國家機關很難對個人問題進行表態。”武禮斌表示。此外，崔彥彥表示，“陰陽合同”不僅在文娛領域，在經濟領域中都是存在的。“它具有很強的隱蔽性，這是最大的管控難點。”

“打賞”帶來監管新難點

“事實上，我國對于文娛領域涉稅問題的打擊力度與其他行業并無不同。”武禮斌表示，“文娛領域高凈值人士的稅收治理，其難點并不在于行業復雜性。”

“當前存在較大體量的低收入主播群體，若因其從事文娛類的工作，而對其稅收要求更高，則可能對其帶來較大的生存壓力。”武禮斌介紹說，所以稅收監管并不是以領域來劃分的，而是針對高收入人群的稅收問題進行差異化治理。

事實上，我國已有相應的治理措施。2011年，則進一步提出加強對個人從事影視表演、廣告拍攝及形象代言等獲取所得的源泉控管，重點做好相關人員通過設立藝人工作室、勞務公司及其他形式的企業或組織取得演出收入的所得稅征管工作。

但伴隨時代發展，稅收治理正面臨新的難題。“當前，稅收問題頻發，其問題主要在于個人法治意識不強、規則不夠清晰等。”武禮斌表示，“如在直播方面，觀眾給主播的打賞是否算勞務報酬等，此類問題的規則尚未完善，可能會給有心人士的‘避稅’創造空間，從而給稅收監管帶來難題。”

問題仍存，但解題不止。如2021年《網絡直播營銷管理辦法(試行)》公布，提出直播營銷平臺應當提示直播間運營者依法辦理市場主體登記或稅務登記，如實申報收入，依法履行納稅義務，并依法享受稅收優惠。直播營銷平臺及直播營銷人員服務機構應當依法履行代扣代繳義務。此外，《關于進一步規范網絡直播營利行為促進行業健康發展的意見》也已于今年3月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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