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22年，中國在多重超預期因素影響下保持了經濟社會大局穩定。但我國經濟恢復的基礎尚不牢固，仍然面臨較大的三重壓力，外部環境動蕩不安更給我國經濟帶來了不確定的影響。

面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以投資為抓手的經濟刺激政策是否需要轉向？該如何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青年人失業率高企的難題何解？展望2023年，又該如何設定經濟增速目標？又要注意防范化解哪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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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澎湃新聞就上述問題專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他表示，2022年全年的經濟增速可能在3%上下，可能要比既定目標低四成。2023年隨著疫情防控政策變化，宏觀經濟形勢將有所好轉，也會帶動就業和消費回暖。

在宏觀政策應該抓投資還是抓消費的選擇問題上，盧鋒表示，我國有通過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獨到優勢，一方面所處的發展階段還有投資機會，另一方面政府也有較強的宏觀調控能力。但消費在國民經濟中也應發揮好基礎作用，可適當調整促投資與促消費的比例，進一步提高促消費比重。

對于2023年的經濟增速，盧鋒表示，疫情防控與積極宏觀政策釋放的增長動能足以對沖不利因素影響，使得2023年經濟增速復蘇回升到5%上下。如果房地產和平臺監管領域糾偏措施比較得力，提振民企發展信心工作取得較好成效，疫情策略轉換一次性沖擊影響較為有限，經濟復蘇有可能加速提升到6%上下，達到近年潛在增速水平。

澎湃新聞：受多重超預期因素沖擊，2022年的經濟增速恐將低于既定目標。對于實際增速情況您如何預估？增速放緩對中國經濟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盧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去年10月將中國2022年的經濟增長預測下調至3.2%，和全球增速基本一致。世界銀行去年底把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2.7%。考慮去年前三季度增速與四季度經濟困難形勢未能改觀，綜合來看我認為2022年全年的經濟增速可能在3%上下，這確實與年初制定的目標相差很大，很可能要比目標低40%以上，這在我國改革時代是相當罕見的現象。

疫情三年來中國經濟經歷了大起大落，先是2020年一季度出現疫情，呈現負增長，下半年逐漸恢復，全年經濟增速為2.3%。由于2020年的低基數效應，2021年實現了較高增長，但也出現了三重壓力。我認為2021年還有可能做得更好一些，特別是宏觀政策和監管政策值得研究探討。原以為2022年隨著經濟刺激政策可以有效舒緩三重壓力，但疫情等因素導致了2022年也不及預期，最終形成了起落的軌跡。

疫情三年來，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速顯著低于潛在增長率，GDP增速放緩并不只是個數值，它反映在百姓的就業、收入、儲蓄等方方面面。宏觀經濟形勢不好，個人微觀的感受也是一致的。此外防范各類風險的難度在加大，甚至在防風險過程中又派生出了新的風險因素。

澎湃新聞：三年來，我國以投資作為穩增長的抓手，不斷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力度。然而有觀點認為投資的拉動作用已大不如從前，對此您怎么看？

盧鋒：這個感受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們還是要先理清投資拉動經濟循環的鏈條，才能更好地分析和理解。

中國政府選擇通過投資拉動經濟，是因為中國存在兩個客觀的有利條件，可以使投資成為有力的政策工具抓手，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一方面，中國當前還處在城市化、工業化的追趕階段，有大量的投資潛力和投資機會。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在范圍和能力上都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美歐等發達國家為什么選擇刺激消費而不是加大投資？因為他們的投資機會并不多，資本缺乏可盈利的預期。資本天生就愿意到最有回報的地方去，這是全球化給西方國家帶來的約束，于是很多資金都流向了中國、印度。另一方面，西方政府雖然也有產業政策，但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不強，對經濟的干預也會受到一定限制。

很多人直觀感受覺得投資拉動經濟的獲得感不強，這其中的原因也可以從兩方面看：

第一，這兩年很多投資投向了偏遠地區，投向了水利等基礎設施，從長期發展來看，從保障糧食安全來看，這些投資是必要的。然而回到微觀角度，這些投資項目的回報畢竟是比較有限的，經濟效益會弱一些。

第二，投資鏈條拉動宏觀經濟的效果一直在減弱。面對經濟下行壓力，需要靠投資促進增長，但高強度的投資卻使得資本的邊際效益在下降。這并不單純是投資的問題，而是整個宏觀經濟的種種因素綜合導致的。

盡管投資面臨很多問題，但2023年我國或會繼續進行較大力度的投資，特別是新基建、房地產等。

澎湃新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將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這是否意味著過去以投資為主的經濟政策要轉向抓消費？2022年在一系列提振消費的舉措之下，消費數據依舊低迷，您認為還能采取哪些舉措去刺激消費？消費還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徹底擺脫疫情的影響？

盧鋒：政策上強調消費起基礎作用，投資起關鍵作用。但這幾年消費的基礎作用發揮得并不好，這與疫情和產業政策都有關系。這并不是說政府不愿意推動消費復蘇，只不過客觀條件與政策目標結合后客觀派生抑制消費的情況。另外經濟政策主要救助的是企業主體，這是有道理的，但疫情防控背景下，幾乎所有資源全部集中在企業部門，導致最終消費不足，對企業的救助也受到限制。

國外采取了更多拯救消費市場的政策措施，我覺得中國沒必要完全照搬他們的模式，我們在抓投資和抓消費之間，可以有一個不一樣的權重分配。2020年到2021年初，美國的刺激政策將較大比例直接或間接地投向住戶部門，就如同老百姓一般的印象——直接發錢。我國自然沒有必要照搬西方模式，但是不妨礙我們可以拿出一定比例的資源來支持消費。盡管過去兩年部分地方也發了消費券，低保支出也有所增加，但相對力度太小，在疫情直接和間接掣肘消費的背景下，政策的逆向調節作用其實可以更加積極一些。今年隨著疫情政策轉變消費形勢一定程度會改觀，但是考慮這幾年疫情沖擊對居民部門不利影響可能產生“疤痕效應”，今年在促投資與促消費的力度分配上，仍有必要做適當的調整和政策傾斜，加大通過向老百姓轉移支付促消費的力度。

這幾年宏觀經濟的結構性特點是內需不如外需，需求不如供給，不過大家普遍看好2023年，因為疫情防控政策發生了實質性調整，這對于消費恢復是至關重要的。粗略估計，2022年經濟回落中至少有2個百分點與疫情政策的掣肘有關系。當前全國正經歷大規模感染的階段，扛過這一段極為困難的時期后，有理由相信宏觀經濟會轉好，有助于居民部門修復家庭資產負債表，提供收入轉好和消費提升的機會。再分配工具適度向居民傾斜，將促使消費相對較快地復蘇。

澎湃新聞：2022年雖然宏觀經濟增長不及預期，但居民部門的儲蓄率還是在增加的。您認為刺激消費除了進行補貼、增加就業和收入外，是否還需要動用居民部門的存量財富？

盧鋒：造成居民儲蓄率增長的最重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疫情防控使得原有的很多消費無法實現了，比如餐館堂食、旅游、娛樂性活動等，甚至有些人因為無法理發就在家自己剪頭。原本應有的消費沒能花出去，這個錢就存了起來，但實際上從經濟學角度看，這類特殊強制性儲蓄會產生效用損失。

第二，儲蓄增加也有一部分是因為房地產行業不景氣。因為房地產受行業監管政策的影響出現明顯下滑，買房、裝修等房地產相關行業的消費明顯下降了。

此外，由于2022年經濟不景氣，很多人贖回了基金等投資，資本市場相對低迷，原先用于投資的資產變成了儲蓄，也拉高了居民部門的儲蓄率。

分析了原因后，2023年就要付諸改變。對于疫情帶來的限制，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此前我們認為可能要到一季度末甚至二季度，不過從目前情況看，我個人認為或許可以提早一些，到春節后的二月消費可能就會顯著回暖。

然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疫情三年對百姓預期心態的影響，其所產生的“疤痕效應”是很難預估的，百姓消費會不會出現心態上的變化出現新情況，這方面有待觀察。

澎湃新聞：經濟形勢是影響就業的首要因素，2022年全國青年人就業面臨很大壓力，這些壓力是否會在2023年得到充分釋放？您怎么看今年的整體就業形勢？有什么建議？

盧鋒：據我估算，2022年是改革開放以來青年人失業率相當高的一年，或許僅次于改革初年由于知青大規模回城派生的階段性青年就業壓力。去年的失業率上升，與知青回城就業增加失業壓力和上世紀90年代后期國企改制導致的失業困難并不同。這是第一次主要是由于宏觀經濟增長不及預期、通過中國奧肯關系造成的勞動力市場異動，包括失業率顯著上升。

上世紀80年代知青回城和90年代國企轉制度伴隨大規模下崗即失業率抬升，其原因在于改革解決歷史上體制遺留問題，特別是90年代國企改革帶來社會痛苦，然而對經濟長期效率提升發揮重要積極效果。2022年主要由于宏觀經濟不景氣派生這一次失業率抬升，我們也要從中總結經驗從社會付出代價中獲得回報。

基于疫情管控變化，有理由認為就業形勢會向好的方面變化。2022年全國因為疫情管控，很多大城市的經濟增速大幅下降，而吸納解決青年人就業能力最強的就是大城市。疫情沖擊給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帶來了更重的負擔。

與此同時，2021年產業政策對教培、房地產、互聯網等進行了大力度監管，這些都是吸納就業能力很強的行業，他們進入相對低迷的狀態，自然會導致失業率特別是青年人失業率抬升。應當對產業政策進行適當調整，我相信很快就會形成對就業市場的邊際改善。

澎湃新聞：當前外部環境動蕩不安，“三重壓力”仍然較大，給我國經濟帶來一定影響。展望未來，您認為2023年我國經濟還將可能遇到哪些問題和困難？

盧鋒：今年經濟發展的情況可能取決于五個方面的影響因素。

第一，疫情的影響是否會越來越弱，這是流行病學的問題，但具體疫情發展的方向、走勢，以及過渡期有多長，這些都是不確定的。

第二，宏觀政策在過去幾年中有過起落，總體講還是比較積極的，包括特別國債、一攬子措施和接續措施，近期又接連降息、降準，這幾乎是不斷在追加刺激。但這些措施能否跨越流動性陷阱？還要看今年刺激經濟的宏觀政策如何加力增效，這方面還有不確定性。

第三，要看監管政策糾偏的程度和效果。一些產業政策的變化能夠達到怎樣的最終效果，目前還很難講。

第四，外部環境看空，內需的恢復情況存在不確定性。過去三年，外部需求對GDP的絕對貢獻平均為每年1.3-1.4個百分點，相當于整個GDP增速的25%-30%。目前情況可以預判到，2023年外需將出現下滑，為了保持經濟增長，內需要彌補外需減速的缺口。如果要實現5%的增長，內需增長至少要超過6%。

第五，民營經濟恢復與發展的情況還有不確定性。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并不是過去一年的問題，也不只是疫情三年的問題，實際上疫情前就已經出現了。比如疫情前民營經濟就已經出現了動力不足的先兆，很多改革也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在這方面民營經濟的恢復、發展，以及突破瓶頸還有著不確定性。

澎湃新聞：您如何預判2023年的經濟增速？您認為還應該注意些什么？

盧鋒：2023年我國經濟利好因素多于不利因素，走出疫情后較快復蘇是大概率事件，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度也有望顯著上升。然而同時伴隨著諸多不確定因素，對于增速預測也有一定分歧。

我認為，疫情防控與積極宏觀政策釋放的增長動能足以對沖不利因素影響，使得2023年經濟增速復蘇回升到5%上下。如果房地產和平臺監管領域糾偏措施比較得力，提振民企發展信心工作取得較好成效，疫情策略轉換一次性沖擊影響較為有限，經濟復蘇有可能加速提升到6%上下，達到近年潛在增速水平。

然而要推動出現多年久違的新一輪像樣的景氣增長，快速縮小疫情期累積增長缺口，仍需要像吳敬璉老先生強調得那樣：“邁開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在體制改革創新方面有重要系統的突破。

關鍵詞： 力度分配 經濟增速 糾偏措施 疫情防控